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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鸥支队:从安汶岛到海南岛

发布日期:2022-09-07 12:18   来源:未知   阅读:

  在海南省东方市一个静谧的小村里,矗立着一座由中澳两国共同修建的海鸥支队纪念碑,记述了二战期间澳大利亚海鸥支队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历史。2015年春天,正在海南出席会议的澳大利亚总督彼得·科斯格罗夫和夫人专门向纪念碑敬献花环,缅怀牺牲在中国土地上的澳大利亚英烈,并向伸出援助之手的中国人民表示感谢。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澳大利亚和荷兰因日军日益向东南亚一带逼近,开始频繁接触,商讨一旦战争爆发,三国如何协调合作,以抵御日军对英属马来亚、荷属东印度以及澳洲大陆的进攻。

  1941年初,英国、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四国在新加坡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商定防御方案。荷属东印度当局认为,其东北部的安汶岛和西南部的帝汶岛地理位置重要,且守备力量不足,需要军队增援。安汶岛与澳大利亚近在咫尺,如果被日本人占领,日军从那里即可直接进攻或轰炸澳大利亚本土。为帮助荷兰守住安汶岛,澳大利亚决定派陆军第八师二十三旅所属的二十一营前往安汶岛协防,该旅所属的第四十营则前往帝汶岛守备。

  澳大利亚陆军第八师组建于1940年7月,该师所属的第二十一营在维多利亚州中部萃梧小镇组建,其中大半士兵来自墨尔本城区,其余的来自附近乡村。第二十一营辖四个步兵连和一个营部连,每个步兵连辖三个排,标准兵员144人;营部连建制比较复杂,由六个不同性质的排组成,即通信排、反坦克炮排、迫击炮排、工兵排、勤务排和担架排,具体员额则视情况而定;此外,营部还下辖一个急救所,其性质类似于部队的野战医院。刚组建时,二十一营有军官30人,包括中校1名,少校3名,上尉6名,中尉20名;军士及其他级别的士兵901名,全营共931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二十一营到安汶岛协防,不算其附属部队,该营实际兵员901人,其中军官32名,士兵869名。

  1941年3月23日,第二十一营奉命前往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地区集训,因为这里距离安汶岛比较近,一旦情况紧急,可以随时增援。抵达达尔文后,部队有针对性地进行热带丛林战争训练,并陆续配备其他军种的附属部队,以二十一营为主体组成了各兵种混合作战的海鸥支队,营长为支队司令官。新组建的海鸥支队配备的新兵种包括第18反坦克连C分队、从陆军第11野战连调拨来的3个野战班、澳大利亚军务团的一个分队、陆军第十二野战救护队、第二十三特别牙医队、一〇四轻装辅助队和第二十三旅通信队等,总人数大约200多人,至此,海鸥支队实际兵员已有1131人。

  当时安汶岛上的荷印军队虽然急需澳大利亚海鸥支队协防,但战争未爆发前,荷印当局还不希望海鸥支队进驻安汶岛。因为荷印政府在表面上仍奉行中立政策,以免刺激日本;另一方面,他们还要顾及自己的面子,至少在表面上要摆出一副样子,即荷印军队可以保护当地土著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无需借助外力的援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上述地区发起了进攻,荷印当局慌了手脚,马上向澳大利亚求救。海鸥支队闻讯后立刻集结,于1941年12月17日进驻安汶岛,协助岛上荷印守军抵御日军的进攻,但终因寡不敌众,不久安汶岛即陷入敌手。

  安汶岛沦陷后,岛上守军被日本人俘虏。日军对顽强抵抗的海鸥支队官兵恨之入骨,分两批将其屠杀,由于缺乏资料记载,具体死亡人数不详,但估计至少也有数百人。1942年10月,海鸥支队幸存人员被日军运送到各地的战俘营关押,其中263人被押上一条简陋的运输船,送到中国海南一个叫“八所”的战俘营。当时日本人占领了海南岛,开始掠夺海南的矿产和资源,在劳动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海南急需大量劳工输入,这些盟军战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与几万名中国劳工一道,成为日军的苦力。

  八所位于海南岛西部的北部湾之滨,距海口约260公里,距三亚约170公里,当年日军在这里设立了战俘集中营,关押着中国和盟国被俘的官兵。八所战俘营的条件极其艰苦,据幸存的海鸥支队战俘阿道尔·普来捷回忆,当时他们500多人挤在一个大棚里,每天都要在日本军人逼迫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一天的口粮却仅有两小碗稀饭,偶尔会有点青菜。饿极了的战俘只能捕获一些老鼠、蜥蜴、蜗牛、青蛙和蛇充饥,在很短的时间内,阿道尔·普来捷的体重就下降了几十磅。

  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当时的八所战俘营痢疾、疟疾、肠炎、溃疡等慢性疾病肆虐,加上日寇惨无人道的虐待,许多战俘被折磨致死。在这种情况下,约10名海鸥支队士兵不堪凌虐,从战俘营里逃脱。后来在当地抗日志士和老百姓帮助下,这些士兵躲到八所附近的老欧村,并得到当地百姓的保护,任凭日军搜捕拷问,善良的乡亲也没有说出他们的下落。但由于长期遭受日军非人的折磨,其中两名士兵后来还是死于在战俘营时染上的疾病。据一位曾经照顾过他们的老人回忆:“他们不吃米饭,我们只能尽量做面粉之类的东西给他们吃,照顾他们。他们病重,我们给他们熬中药吃。”这两位海鸥支队士兵死后被当地百姓安葬在老欧村。澳大利亚总督彼得·科斯格罗夫2015年3月来老欧村时曾专门向乡亲们道谢:“我们还要感谢你们的先辈,在我们的士兵处于困难的时期,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虽然我们的民族文化、历史背景不同,但是一方有难的时候,我们能紧密相连。”

  1944年初,随着太平洋战争局势的扭转,盟军对海南岛日军进行大规模轰炸,八所战俘营的上空出现了盟军的飞机。这些轰炸机瞄准当地日本人营房进行轰炸,每次轰炸总是绕过战俘营,以免误伤盟军战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7日,美军派出一支由约翰·辛格上尉领导的精干小分队,前去解救八所战俘营中的盟军战俘。这支营救队伍由8名美国人和1名中国人组成,他们从云南昆明乘C-47军用运输机前往海南岛,这次大营救的代号为“鸽子行动”。

  当时日本政府虽然已经宣布投降,但有少数顽固的日军依然负隅顽抗,负责执行这次营救任务的辛格上尉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几个月来,日军有可能因为战争失败,而对关押在偏远地区的盟军战俘进行屠杀,以掩盖日军虐待战俘的暴行。”鉴于这种情况,美国战略情报局在中国战区发起了这次战后大营救,当时与海南岛“鸽子行动”同时执行的还有广东“信天翁行动”、台湾“金丝雀行动”、沈阳“北美红雀行动”、山东潍坊“鸭子行动”、哈尔滨“火烈鸟行动”、北京“喜鹊行动”和上海“麻雀行动”,为保密起见,这些行动均以禽类的名称命名。

  运送小分队的飞机经过云南红河州、越南海防,穿越北部湾抵达八所上空,辛格上尉下令跳伞。为了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同时也表示“鸽子行动”小分队无意挑起战斗,辛格命令队员们不要携带重武器和钢盔,他们唯一的防身武器是挎在腰间的自卫手枪。

  这时日军守备部队也闻讯赶到,为震慑日本人,辛格自称是美军少校,他严厉地命令日军服从小分队的指挥,将药品和营救物资搬上卡车运走。按照战场惯例,当军队建制被打乱,无法判断职务高低时,军衔的高低将决定着指挥权。辛格的这一招奏效了,带队的日军中尉服从了辛格的指挥,“这是一场严峻考验,如果日本军官服从命令,那我们就好办了。敌军中尉终于下令,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士作出回应,我们取得了这场奇怪战役的首次胜利。”辛格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及此事时还心有余悸。

  第二天,经过与一名专程从三亚赶来的日军大佐谈判,驻守八所的日军投降,辛格等人进入八所战俘营。辛格在回忆文章中为我们还原当时悲惨的场景:“我们走进草棚,一阵臭味扑鼻而来。成群的苍蝇……他们没有一个人体重超过一百磅,每个人都眼眶深陷,大多数人身上都有化脓的伤口,医院的条件惨不忍睹,那些病人万分痛苦地躺在从木板箱拆下来的木板上,水肿的躺在一边,痢疾的隔开在另外一边。”小分队马上给盟军战俘发放药品、食物和饮用水,但即使这样,期间还不断有战俘因伤病死去。据营救队统计,在战俘营中不堪折磨死去的澳大利亚海鸥支队官兵为67人,荷兰官兵100多人。被营救出战俘营后,幸存的战俘们仍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得知获救时,几十个男人,嚎啕大哭。

  根据盟军的安排,海鸥支队幸存人员乘火车去三亚,被送入日军的海军医院救治。1945年底,这些“失踪”了数年之久的澳大利亚抗日官兵从海南岛榆林港搭乘英军驱逐舰归国,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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